农民总理陈永贵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生日宴会的主题是招待劳模。

　　那一天，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

　　一会，江青进来，她的身后跟着几位特殊的客人----钱学森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大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他们都是正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代会的代表。

　　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装扮，他们都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

　　毛泽东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请客人们抽烟、吃糖。周恩来安排董加耕坐在毛泽东左边，再左边是王进喜，右边是邢燕子，再右边是陈永贵。毛泽东转身问陈永贵：“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啦？”陈永贵说：“50岁。”毛泽东感慨道：“五十而知天命。你们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能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

　　就是在这一次全国人代会上，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口号。

　　随着“农业学大寨”在全国的深入发展，陈永贵也逐步步入中央领导层。1967年3月，陈永贵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1973年，在十届上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

　　1974年10月11日，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

　　此时，病重的周总理在医院中频繁召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人，酝酿四届人大的人选问题，努力不使党和国家的权力落到江青一伙的手里。

　　这时，陈永贵也接到了周总理的召见通知。

　　陈永贵到了医院，周恩来很快就谈起了正事。他说：“这次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说完问陈永贵有什么想法。陈永贵亦惊亦忧，他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恩来正色道：“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 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终于开幕了。任命了12位副总理，陈永贵排名第七。

　　1980年，陈永贵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通过。

　　不久，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三个复旦女学生

　　1979年7月12日上午，邓小平游黄山。途中，偶遇了复旦大学的王晓望、陶维佳、刘晓虹和陈静溪四个同学。跟除了看行李的陈静溪同学之外的三个女生合了影。

　　当时，王晓望跑到邓小平面前说：“我们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8届学生，我们来黄山旅游，听说您也来了，真是太高兴了，我们非常想见见您。”顿时，随行人员响起一片笑声，他老人家也笑了。有人还风趣地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当记者了。”   

　　随后，三位女生递上学生证，小平签下了“邓小平”三个字。

　　这几位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十年动乱期间，刘晓虹中学毕业后在街道工厂做了三年工人，想不到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制度，犹如地平线上出现一道璀璨的曙光，给年轻一代带来了机遇和希望。

　　据新华网上海频道2004年报道，刘晓虹198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赴美国犹他大学攻读 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后来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主要从事国际投资、贸易、仲裁等方面的法律咨询和服务，

　　陶维佳198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在 《解放日报》当记者，1992年赴日本加盟一家华人报纸，后在日本一家贸易公司工作。

　　王晓望后来则担任北京市飞利浦电子产品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毕业后她曾在《人民铁道报》当了10年记者，1992年“下海”，与其他两位青年办起了这家民营商务公司。

　　讨薪农妇熊德明

　　2003年10月24日傍晚，熊德明从山坡上割猪草回家，看到自家的院前站了一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是总理坐在板凳上正向乡亲们问这问那。同时她也听见村干部对村民们的交代：“温总理来看看。不要乱讲话。”

　　近6点的时候，总理起身准备离开龙泉村，他问起村子里有多少人在外地打工，有没有欠钱的事。在场乡亲中，被拖欠工资的远不止她一家，但总理说话之后出现了一阵沉默。

　　“我心里想，我丈夫打工拿不回工资，家里没有钱买猪饲料，心里着急，也想起了村干部交代的话，我想我要讲，我不是‘乱讲话’”。熊德明犹豫良久，终于壮着胆子说：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

　　温家宝总理在听了熊德明的实话后，立即指出：“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总理这句话，掀起全国追薪潮。

　　没想到的是，当晚熊德明还在睡梦中，村干部就将2240元钱送到她手上。更没想到的是，一夜醒来，她已远近闻名。

　　熊德明的直言令不少人感动，她还获得了当年“中国年度经济人物”的社会公益奖。

　　大量媒体的登门采访和四面八方前来求助讨薪的农民工使熊德明的养猪生活不平静起来。

　　据熊德明统计，当年，她至少接待了1000多位前来求助讨薪的农民工朋友。而且在她成名后，周围的邻居渐渐的与她疏远了不少。无奈之下，熊德明前往城里一家公司打工。在工作八个月后，她辞掉了这份工作决心回家养猪。但是其后发生的事让熊德明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

　　2004 年年末，熊德明出面替民工维权，再次引起20多家媒体的关注。结果，维权没有如愿。回来时，熊德明身上连路费都不够。那是熊德明第一次以名人的身份替人维权，也是最后一次。

　　“我只是一个会养猪的农民，我想回去安安静静的养猪”，熊德明这样告诉记者。在维权失败后，熊德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几经沉浮，熊德明开始回到家中专心养猪。

　　2005年5月8日，熊德明养猪场正式成立。这些年，她的养猪场越来越红火。养猪的收益让熊德明逐渐富裕起来，家里也盖起了两层小楼。

栏目编辑|马俊岩